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水价形成机制

2010年11月18日，在京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际水务高峰论坛上，国融大通董事总经理李智慧发表了题为《联动化、法治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水价形成机制？》的主题演讲，他提出的“水价三明治效应”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会后，记者采访了他。

记者：水价在2009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您在论坛演讲中提出的“水价三明治效应”，是什么涵义？

李智慧：水价是我国《价格法》规定的实行政府定价的5类商品之一，由于它与所有人、所有家庭都有密切关系，所以水价问题极为敏感。又因为它的成本构成十分复杂，有经营性成本和履行社会责任发生的各种成本，后者既包括合理的、正常履行社会责任发生的成本，也包括不合理的、应由政府承担而政府以履行社会责任名义强加给水务企业承担的成本(至少包括15大类)。因此，水价成本监审的难度极大，是我国目前最复杂的价格系统之一，公众称之为“雾里看花”，水务企业身处体制之内，有苦不敢公开说。

“水价三明治效应”是我对现行水价机制的一个比喻。今夏的一天，我边用早餐边思考水价问题，受到了启发。三明治由上、下两层面包和中间一层夹肉构成，下一层面包可喻为水价为企业创造的收入水平，上一层喻为水价中包含的各项成本费用，中间夹肉层可喻为经营利润。收入方面，由于水价具有高度敏感性，水价的控制者城市政府不愿触及这个公共话题而影响政声，往往搁置问题、推之后任。问题是，每界政府都是这么想的，结果就造成了行政定价的僵化，给水务企业造成了持久的成本倒挂；成本方面，企业的所有经营成本都实现了市场化，加上近8年来的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CPI的持续上升，包括水企在内的所有企业都面临着严重的成本上涨压力。竞争性企业的产品价格都实行市场定价——价格与成本联动，但水务必须实行政府定价。根据我的了解，目前国有供水企业的水价调整频率普遍是5年左右一调，部分城市10年一调，2年一调者甚少。而成本变化则是动态的，由此导致中间的夹层——利润——持续摊薄，乃至为负值。

记者：“水价三明治效应”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政府应该如何应对？

李智慧：“三明治效应”不可怕，可怕的是视而不见，推之后任。由于水务企业背负了沉重的社会责任，为政府承担了大量准公共服务的责任，由此造成的价格倒挂理应由财政买单。财政为水务提供补贴，就是为市民提供补贴，就是补贴于民生。如果视而不见，直接后果就是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2000年前后，当我刚刚为水务行业服务，这个行业是普遍盈利的，在城市政府管辖的公用企业中自来水的经营状况最好，水司职工收入位居社会平均收入的中上水平。2002年实行市场化改革，到2006年前后，水企已有较多亏损，职工收入水平降至社会平均状态。近两年则扩大为大面积亏损，职工收入普遍低于社平工资。在2009年普遍调整水价的情况下，截止当年12月31日，全国纳入统计的656家供水企业中，盈利者283家、盈利20.65亿元，亏损者373家、亏损37.53亿元，行业总体净资产收益率约为-1.0843%。对于固定资产达1500多亿、从业人员31万的城市水业来说，这个业绩是十分糟糕的。

水价过低、行业持续大面积亏损，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后果。首先是服务水平不升反降，公众更加不满，年初爆出的“我国水质标准落后发达国家100年”的说法，加深了公众对水业的误解。有的人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让马儿不吃草，想法糊涂，后果严重。建设部的饮用水新规106项达标问题，在行业自身没有积累、缺乏投资能力的情况下，如果各级政府在2011年不采取切实措施，2012年要全面达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届时只能采取欺瞒公众的办法。其次是人才流失严重，在大学生找工作很困难的情况下，水务企业却存在招人难、留人难的现象，很能说明问题。没有新生的力量、优秀的人才，产业水平只能在低层次徘徊，健康、可持续发展无从谈起。一个行业持续亏损，银行、公众乃至体制都会逐渐抛弃它。职工士气低落，没有荣誉感和自豪感，存在悲情意识。一个与千家万户的健康密切相关的行业，不断被体制边缘化，这是改革之初始料未及的。

记者：既然水价改革不到位，为什么这些年资本市场还发生了那么多的水务并购案例？

李智慧：资本市场对行业的价值发现能力，是体制和一般人不能比拟的。这恰好说明水务是朝阳的传统行业，印证了“水务是21世纪黄金产业”的判断。在水价尚低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收购水企，是以相信城市化红利、水价改革为前提的。城市化决定水量，水价改革影响水价，加上企业重组效应，资本市场正是因这三要素才青睐水务。当然此外还有现金流价值、潜在战略资源价值等。如果我们不坚定地推进水价改革，仅仅是说说而已，时间久了水务对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

在水价形成机制依然僵化的情况下，外商采取了规避《价格法》规定的定价方式，以契约方式约定水量、水价，获取了极为可观的无风险利益。这种固定回报的方式是违法的，但其唯一的“合理性”可看作是对水价改革的一种探索，当然国有供水企业难以效仿之。

记者：您认为我们应建立什么样的水价形成机制？

李智慧：联动化、法治化的水价形成机制。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联动化就是实行水价与成本之间联动，在一定周期内，当企业经营成本的变动或累计变动的幅度超过10%时，城市政府应当调整水价，有困难的，应当予以补贴。这个周期是多久？考虑到通胀因素，参考部分城市及英法等国的经验，最佳是1年，不应超过2年。当然，这个联动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水务企业必须实行成本公开——主动公开、定时公开。可以各地行业协会为主体，加快建立水务企业的经营公报制度和水价定期审核制度，不论是否调价，都要定期向社会公布经营管理目标完成情况，建议一季一报；在严格遵守《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条例》的基础上，定期向社会公布成本构成情况，建议半年一公布。积极推动成本透明、公开，接受和答复市民的质询，才能打消公众的猜疑情绪，建立互信。这是民主的精髓。

实行水价与成本联动，实质是为水价形成引入市场机制，具体说就是落实《价格法》规定的“实行并逐步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成本公开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对政府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使之背负不合理成本的不当行政行为形成反向制约。

法治化就是依法治水、依法调价，依法给予补贴。好的设想必须有法治保障才能实现，尤其是涉及政府责任的机制设计。考虑到我国现行法制体系的效力问题，部委规章对城市政府的约束力很小，依法治水的规范至少应上升为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层次。城市政府在水价成本变化达到10％时必须相应调整水价，调价有困难的，应通过财政补贴的办法弥补价格倒挂，确保企业的基本生存和正常发展。现实问题是城市政府2/3以上财政困难，这又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分配改革。如果对这个问题不正视、不革新，面对问题只是说说而已，热论之后就是沉寂，问题依然无解。按照现在的货币政策，我预计，2012年前后水价将再次成为公共话题，水务行业将再次承受被动涨价的压力和舆论的误解与讨伐。（来源：中国供水节水）